苏轼文集中，有这样一则故事：或谓居士：“吾当往端溪，可为公购砚。”居士曰：“吾两手，其一解写字，而有三砚，何以多为？”曰：“以备损坏。”居士曰：“吾手或先砚坏。”文豪苏东坡爱砚是出了名的，可听到有人要为其购买著名的端溪砚时，却表现出克制与清醒，坚决推辞不受，说自己只有一只手写字，不需要那么多砚台。
无独有偶，史书记载，北宋初年的吕蒙正身居高位时，一官员欲与之结交，托其胞弟献上收藏的“可照二百里”的古镜。知道后，吕蒙正笑答：“吾面不过碟子大，安用照二百里？”面对送上来的古镜，吕蒙正笑谈之间拒绝，不贪不嗔、拒贿守廉。
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器物常被赋予超越其用途的精神寓意。一方砚台，可窥文心雅趣；一面古镜，可照品行高下。苏轼面对心爱之砚，能以“吾手或先砚坏”而婉拒；吕蒙正对于献媚之镜，能笑言“吾面不过碟子大”而却之。一砚一镜，虽为文人雅士心之所向，却成检验品格的试金石。东坡之砚，照见淡泊的智慧；吕公之镜，彰显拒绝诱惑的警醒。这两则相隔时空却精神相通的佳话，共同诠释了“严于律己”的深邃内涵——它既是对外在物欲的清醒克制，更是对内心世界的持续拂拭。
欲相款接，莫假于物。时至今日，社会环境更为复杂，党员干部人际交往活动中面临的诱惑，远甚于一方端砚、一面古镜。从近年来查处的落马干部违纪违法案例来看，很多人打着正常人际交往的旗号搞利益交换，违规送礼者以“礼”换“利”，违规收礼者以“权”谋“利”，字画、玉石等礼品成为互通款曲、请托办事、勾兑利益的载体。然而，无论送礼的手段多么含蓄委婉，都掩盖不了权钱交易的本质。
廉者常乐于无求，贪者常忧于不足。实际上，与真正的道义之人、廉洁之士交往，礼品财物并不重要，相反还会给人增添烦恼和不安。对于收送礼问题，“全国优秀共产党员”郑培民有三招：一是对那些走后门拉关系、跑官要官的送礼者，一概拒之门外；二是对亲戚和十分熟悉的老部下、老同事的礼物，或者婉言谢绝，或者相应回赠；三是对那些推不掉、退不掉的礼物礼金，一律上交组织处理。他经常警示自己：“不给别人一点送礼的由头，不让自己有半点腐败的念头。”同样，廖俊波为群众和企业办了无数次好事，却从未收过群众一件礼、吃过企业一餐饭……在如何对待送礼的问题上，他们用自己的原则和处理方式，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和标杆，彰显着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清廉操守。
律己以严，重在自觉，贵在持久，难在彻底。想要保持朋友之交的真诚、同志之交的清爽、官商之交的亲清，须将律己的功夫做在细微处。锤炼“苟非吾之所有，虽一毫而莫取”的定力，涵养“心不动于微利之诱，目不眩于五色之惑”的境界，在内心深处立起规矩准则，给欲望安上闸门、给行为划出边界，方能不被外物所役使，永葆共产党人的先进性和纯洁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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